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虽然明代已有人称“箸”为“快”，但清康熙并不承认民间将快加了竹字头的“筷”字。这可以从《康熙字典》中仅收录“箸”而不收“筷”得到证明。但皇帝也难以抵挡民间怕犯忌，喜口彩的潮流。在《红楼梦》四十回，在贾母宴请刘姥姥一段中曹雪芹三处称“箸”，两次呼“筯”，而四次直接写明“筷子”。
当今社会，筷子的称呼已习以为常，但专家学者在书法、诗词作品和文章中依然称筷子为箸或筯，并没有如《推蓬寤语》所言“忘其始也”。
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用箸进餐历史悠久。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宗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这虽是对纣王生活奢侈而引起朝臣恐惧的陈述，但却从象牙筷所引起的宫廷事件中，为我们追溯箸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史料。纣为商代末朝的君主，以此推算，中国公元前1144年前后，也就是说中国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已出现了精制的象牙箸。
也有人怀疑古籍“纣为象箸”的记载，他们认为河南河北等地根本无象，何来牙箸？据考古学家发现，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有“象”字，还有“茯象”和“来象”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商人服象”之句。据《本味篇》载：“旌象之约”，就是说象鼻也是一种美食。由此可知殷商时代中原野象成群。正因商代有象群遭到围猎，才有“纣为象箸”的可能。
筷子在中国的使用记录一直都是有文字的记载，而缺乏实物的佐证，在中国厨房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个古代汉灶中发现筷子的浮雕，弥补了筷子实物佐证的空白，是已知唯一的实物佐证，其精致程度足可以和现代的筷子相媲美，堪称当代国宝，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通过这个筷子的浮雕不仅能证明在汉代时期人们就已经在使用筷子，而且更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富足的生活条件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再说说鱼生，芥末和酱油。
中国人吃鱼生的文字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 周朝 。据《诗经·小雅》记载，早在公元前823年，周朝军队在彭衙迎击猃狁并凯旋而归时，大将尹吉甫私宴友人，主菜中就有生鲤鱼片。此外，出土青铜器“兮甲盘”上的铭文也记载了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有食用生鱼片的情况。
到了秦汉时期，吃鱼生的习俗依然存在，并且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例如，《汉书·东方朔传》和《礼记·内则》中都提到“脍”或“鲙”是指切得很细的肉，表明吃生鱼片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饮食习惯。
唐代时这种食物制法传到了日本，深受日本人的喜爱，自此世代传袭成为其“国家特色”，而在中国，生食鱼片的习惯后来则逐渐减少。关于日本把生鱼片叫做“刺身”，来自于以前渔民们在供应生鱼片时，由于去皮后的鱼片不易辨清种类，所以经常会取一些鱼皮，再用竹签刺在鱼片上以方便识别，所以就被称作“刺身”。
而说到鱼生，自然就不能不提河豚了。
中国食用河豚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 大禹治水时代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长江下游沿岸的人们就已经在食用河豚，并且知道它有大毒。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地盛产河豚，食用河豚的习俗在民间非常流行，甚至有“搏死食河豚”的说法。
到了宋代，河豚的饮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人志士纷纷修诗写词来描绘河豚的美味。当时人孙奕所撰的《示儿编》这部书内，载有一则苏轼吃河豚的轶事，写得颇为生动。话说苏轼谪居常州(今江苏省常熟、武进、阳湖、靖江一带)时，爱吃河豚。有一士大夫家，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想请大名鼎鼎的“苏学士”吃一顿。既蒙这位妇孺皆知的名士首肯，士大夫的家人，无不大为兴奋。待苏轼吃河豚时，都躲在屏风后面，想听“苏学士”如何品题。即使挤得水泄不通，依旧鸦雀无声。
但见苏轼埋头大啖，不闻赞美之声，当这家人相顾失望之际，这时已打饱嗝、停止下筷的苏轼，忽又下箸，口中说道:“也值得一死！”屏风后面的人，听到无不大悦。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河豚的食用和毒性，指出河豚的肝、脾、肾、卵巢、睾丸、眼球、皮肤及血液均有毒，但毒素在高温下可被破坏。
中国食用芥末的历史悠久，文字最早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