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能做到的，许多人也能做到，只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或是做了，却没有机会让大家了解。我所做的，毕竟还是在同一个领域内的拓展延伸，只是涉猎范围更宽泛些，并没有离开我的专业；其拓展延伸，似乎也合乎常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追根溯源，我还是得益于很多前辈的指教，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
前面曾多次地提到，姥爷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初的导师。我四五岁时，姥姥去世了，姥爷便与我相依为命，将他的全部情感寄托在我的身上，竭力向我传授他认为的所有有用的知识，教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姥爷注重传统美德的教育，让我从小学习忠、孝、仁、礼、义等这些做人的品质，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经常让我和小同伴们一起去小人书铺借各种连环画（小人书）看，有时间便给我讲《水浒》和《三国》的故事。记得他特别崇尚三国时关羽的忠贞、勇猛、守义的品质，视之为中华民族完美男人的楷模，还把关羽的像挂在墙上。关羽红彤彤的脸膛，长长的美髯，绿色的袍子，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所以我在自己的家中，也摆放着一尊关羽的青铜塑像。姥爷还不辞辛苦，每天雷打不动地送我到哈尔滨中国十二道街的岷山武术馆练武术，然后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在那里压腿、练拳、练刀剑。在那个宽敞的地下室里，飒爽英姿的师兄师姐们既友善又和气，个个舞刀弄枪，那种和谐友爱的集体氛围，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温暖而美好的回忆。姥爷对音乐特别喜好，也鼓励我学习乐器，从口箫、竹笛、口琴、小手风琴、二胡、小提琴、大众琴到钢琴。其中有自家的，也有孩子们之间互通有无的，大家互为老师、互相学习，谁会得多就会受到大家的尊重。每逢星期天，我随舅舅和他的同学们去松花江畔，听他们合奏《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美妙的乐曲令我流连忘返、心旷神怡，那真是令人神往和留恋的幸福时刻。尽管从现在专业角度来看编制不对，编配、和声也不讲究，但仅仅有那美妙的旋律及各色乐器的复合交映就够了，演奏常常引得在江边散步的游人驻足，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让我这个在一边助威的儿童也觉得无比自豪。
那时，姥爷保存的一些俄罗斯画家的画册和俄罗斯风景明信片，也常常令我陷入无尽的遐想，而那些快转的老唱片更为我展现出一个美妙、新奇的世界，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后来，我在哈尔滨马街小学上学，上一、二年级时，这些课余的学习和活动内容仍旧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陶冶了我的身心，奠定了我做人的基础，也锻炼了我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的精神。姥爷不仅为我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我学会了一些技能和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色彩斑斓、广阔天地的大门，鼓励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汲取各种知识的养分。
到北京后，我在业余音乐附小学习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凌安娜，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音乐知识全面的老师。凌老师不但教我们弹钢琴，还为我们的合唱课弹伴奏。她伴奏时大多是用旋律谱，而不是钢琴伴奏谱，但她弹得不仅音色丰富，甚至很华丽。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都是她自己编配的，只是惊讶怎么所有的歌她都会，觉得她真了不起。后来在一次上钢琴课时，我大胆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告诉了我其中的奥妙，她说，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再系统地学习和声、复调和各种织体，慢慢地也就能够做到这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此，我便产生了既要学好钢琴又要学习作曲的强烈愿望，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想法，尽管由于年纪小净是错别字，但这是我作曲理想的开端。
后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钢琴和作曲能力都非常强的潘一鸣老师的班上，他开始较系统地教我，拿过一首歌曲，如何很快地选用最恰当的和声、织体编配出与歌曲内容最贴切的钢琴伴奏，这为我以后的作曲配器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础，使我受益无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声乐演员的现场伴奏大多是用钢琴，不像现在都如同卡拉OK一样，用伴奏带千篇一律地重复。那时，比较走红的演员每场要唱七八首歌，但只有两三首歌有伴奏谱，剩下的要靠自己编配。但是由于编配伴奏的演出效果往往更好，所以到后来殷秀梅和蒋大为在演唱时，干脆不用原有、现成的钢琴谱，希望我“随便”弹。而与李谷一的合作更是想起来让人后怕，她演出时，几乎每场都要加演五六首，有一次预先准备的加演完了，观众仍不让她下台，她随手给我一张歌片，然后急匆匆地对我说：“三段词，两段后间奏，结束给我三个和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