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的，包括个别终身制的领导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有些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产生的特殊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而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将是铁打的营盘，要永远地存在下去。所以，千万不能把哪个领导的错误或是当时一些错误的政策当成国家的代名词，动不动就口诛笔伐泄私愤，以弥补自己永远不平衡的心理，或是借此以示自己的清高和正直，尤其是走到海外的华人，更不应随一些反华的思潮来丑化自己的祖国，就像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在外面总讲你的父母如何不好，对你如何不公，到处诉说自己的怨气，以此获得同情和怜悯。当然，这种人在海外也是少数，而且随着他们逐渐人到中年、再到老年，也许他们火气消了以后，能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一切，会本着向前看、宽容的心态，重新燃起对祖国的怀念和热爱之情。
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前进永远是主流。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是对民族渊源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是贯穿始终、超越时空的。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致卢梭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国家，即使他对待我们并不公正。”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也说过：“诽谤祖国是最坏的行为，爱国心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有的。”伏尔泰、卢梭和巴尔扎克，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屡经挫折，其坎坷甚至常人难以想像，但他们仍以赤子之心，报效国家。伏尔泰曾因言论获罪，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后又被逐出巴黎；卢梭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因作品《爱弥尔》遭通缉，居无定所，被迫流浪。但他们并没有以狭窄的一己出发，辱骂国家，而是以自己卓越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才华，爱并影响着法国，乃至世界，为世界带来光明与进步。他们用才智擎起光明的火炬，在造福于国家的过程中闪烁出不朽的光焰，照亮国家前进的方向。
所以，对于生养了自己的父母和祖国，要多念她的好处。即使她贫穷、落后，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令你着急甚至蒙羞，但她仍是你的祖国，你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黄皮肤、黑头发，改变不了。
我有一位高五六年级学声乐的同学林徐伟，是位家境殷实的印尼华侨，当他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师从声乐大师沈湘先生学习时，正值风华正茂的18岁。本来人家千里迢迢回国是来学习的，但由于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风潮，也跟着被卷入运动。因为年级与专业的差距，我们本并不太熟，也正是因为在天津葛沽农场搞运动，同住一个小院，朝夕相处才相知相熟起来。记得那时我常向他请教声乐上的问题，也偶尔用手风琴给他伴奏，而他教我的几句发音古怪的福建话至今还记得。按理说，他家境富裕，自身条件又很好，本应该顺利地学习、成长，但在那个时代由于他的出身背景，被批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思想是家常便饭，而且还要挽起裤角和大家一起下田插秧，日晒雨淋，经受劳动的锻炼……
他的母亲回国时来农场看望他，对儿子的处境非常不理解，出于心疼，很快就把他领走了。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之后又考上意大利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师从帕瓦罗蒂的声乐老师甘博卡利亚尼，5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米兰斯卡拉大歌剧院研究生部。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意大利的歌剧舞台上，获得了意大利音乐界的高度评价，可以说，能够在意大利这个歌剧王国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华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堪称海外华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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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3）
林徐伟完全可以在意大利安逸地享受他的后半生，然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没想到的决定：回国培养声乐人才并个人出资排演歌剧。要知道，排演歌剧是个庞大的工程，工作头绪繁多，不仅众多声乐演员和乐队要反复排练、反复磨合，还要有服装、舞台布景等繁杂的事务，一部戏一排就是几个月，时间长，耗资大，又不挣钱。每一部歌剧的投资都很巨大，这样动辄百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通常只有在政府或企业的赞助才做得成。然而，2002年，奥贝拉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还是如愿成立了，借助这个平台，林徐伟不仅亲自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还资助优秀的声乐人才去意大利国家歌剧院研究生院深造，并先后排练、上演了经典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托斯卡》、《茶花女》、《波希米亚人》等歌剧全剧及片断。2004年6月和2005年11月，他在国内分别首演了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