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关锋。那天，由于我的朋友的帮助，向来拒采访者于门外的他终于接受我的采访。他说：“这几年来 ，今天我是第一次谈‘*’，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那口气非常坚决，不容商议。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破天荒地允许我录音。他口述了关于毛泽东、关于*的许多极为重要的回忆，我庆幸把他的谈话全部录音。
也有人坚决不同意录音。比如，我采访毛远新，采访“中央*”小组成员戚本禹，由于对方一再反对录音，我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见，没有录音。
与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中央*”小组成员王力。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每一句话负责。”正因为王力“不怕录音”，所以我在前后八年时间里多次采访王力，留下了很多盒采访录音带。王力还跟我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曾找过他，他们在访问王力时居然没有录音，只作简单的记录。王力说，我很赞成你的工作方法，录音是很重要的。
酒越陈越香。这些录音磁带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珍贵。比如，在2006年，“独臂英雄”丁晓兵的名字传遍华夏大地。《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丁晓兵的感人事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连续多日播出介绍丁晓兵的新闻纪录片。丁晓兵的事迹，感动中国。人们把他的名字，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干部孔繁森、农村党支部的带头人郭秀明、李连成、党的好干部任长霞相提并论，称颂他是新时代的新英雄。他当选“2006感动中国十大杰出年度人物”。然而，在1985年6月，当他二十出头，名字叫丁小兵的时候，我采访了他，为他写了报告文学《可敬的小兵》，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2005年6月5日，丁晓兵带全家来上海看我，我送给他二十年前的采访录音带，他非常高兴，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录音带还在，说这是“宝贵的礼物”。
又如，陈新桂先生在1957年被称为“章罗联盟”的“联络员”而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北京找到这位被“冷落”的历史老人。陈新桂先生花了四小时详细地向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不幸的遭遇。不久，我收到他的家属的信，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家属听说我在采访时录了音，问我录音带还在不？我复制了那四盒录音带，托人带往北京。家属听了，说这是陈新桂留在世上的惟一录音带，内中所谈的情况，连家属也不大知道——因为他在家中不愿谈及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珍爱那四盒记录陈新桂最后心声的录音带，说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的录音机升级为数码录音机，录音可以输入电脑，可以刻成光盘，不论是搜索还是保存，都要方便多了。然而，我却面临着一项迫切而繁重的任务，即把那么多的采访录音带转换为数码，输入电脑。因为磁带会发霉，会失效，必须转换成数码才能永久保存。然而，一盘录音带的转换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一千多盘磁带就是一千多小时！这工作量是何等的巨大。
我曾开玩笑地说，当我到了跑不动的年龄，光是坐在书房里整理这批录音带，也可以出一套“口述历史丛书”，起码可以出几百万字。
除了录音带之外，我还保存着各电视台拍摄我的电视专访的录像带。由于录像带的数量毕竟有限，我利用一个春节长假，自己动手，把录像带全部转换成数码录像，输入电脑，并刻成DVD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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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照片（1）
在超级市场，我一下子买了20本集邮册，售货员以为我一定是一个“集邮大腕”。固然，我从小就喜欢集邮，收藏了许多邮票，可是这一回我买那么多集邮册，却不是用来放邮票。
我这一回为什么买那么多集邮册呢？因为我对集邮册颇有“研究”：通常的集邮册，那一条条横放着的透明的尼龙纸插袋，两头是开放的，便于放进或者取出邮票，很难得，在这家超级市场，我见到尼龙纸插袋的两头是封闭的，所以一下子买了一批。
我如此讲究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是否封口，是因为我另有用途：用来插照相底片！
就像在没有使用电脑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手稿；
在没有使用数码录音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录音带；
在没有使用数码相机之前，我不得不保存一大堆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