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底片。
照相底片当然可以整卷保存，但是要从数以百计的胶卷中找需用的底片，极不方便。我把照相底片剪成四至五张一段，像插邮票那样插在集邮本里。我在集邮册封面上写了拍摄年月以及内容提要，再在每页上注明拍摄内容。这样，我按照相片的拍摄年月可以找到哪一本集邮册，再从每页上注明的内容找到底片。所以，用集邮册保存底片，可以说是我的一项“发明”。
不过，邮票是柔软的纸，集邮册上的尼龙纸插袋的两头不封口，也不会掉出来。照相底片则不然，只有尼龙纸插袋的两头封口，才能“老老实实”呆在里面。
往日，我去美国，总要带二、三十个胶卷，往往还不够用。长期积累了大量的胶片，放进一本本集邮册之中，总算在我的书房里有了“立足之地”。
除了大量的底片之外，还有数量更加庞大的照片。大批的照相册，像一本本特大的书，安放在我的玻璃书橱里。照相册的“书脊”上，贴着标签，写明这本照相册的内容，便于寻找。
自从有了数码相机，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深感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莫大方便。从此我再也不必保存那么多烦人的底片，也不必买集邮册了。我只消买移动硬盘以及光盘就行了。
我还花费时间，把大批用胶片拍摄的照片数码化——用扫描仪扫描，后来用数码相机翻拍。如今，我的照片总数多达15万张，达200多G！然而，一个只有半导体收音机那么大的500G移动硬盘，就能把我的15万张数码照片以及所有文稿、数码录音、数码录像，统统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很多朋友很惊讶，我的书房里的“摄影仓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照片？其实，充其量，我只是“好摄之徒”——摄影的业余爱好者而已。
我与摄影结缘，最初由于我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光谱分析专业，经常进出于暗室冲洗光谱片，使我熟悉了黑白胶片的洗印技术；后来，在电影制片厂干了十八年编导，耳濡目染于摄影艺术的氛围之中。我最初的摄影作品，无非是两大类：一是为采访对象拍摄人物照片，作为我的文字作品的“插图”；二是拍摄了“到此一游”式的旅游照，作个纪念而已。随着我的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入，渐渐地，我以纪实文学作家的目光观察社会，拍摄了一系列纪实风格的摄影作品，姑且称之为“纪实摄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数以万计的照片（2）
纪实摄影与新闻摄影相近，但是不像新闻摄影那样强调新闻性。在我看来，纪实摄影的关键，在于作者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视角，捕捉到“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镜头。
比如，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家大型商场，我见到一个柜台上并排插着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便端起了照相机。营业员见到我连这样的旗帜也要拍摄，在一旁笑了，我把笑嘻嘻的她也摄入了镜头。显然，营业员以及来来往往于商场的顾客对这三面旗帜已经熟视无睹，然而在我看来，这三面国旗能够并排插在一起，却深刻地反映了越南的巨大变化：在二十世纪，越南先与法国、后与美国，各进行了一场为期八年的反殖民、反侵略战争。那时候，越南与法国、美国是交战国，是敌国。自从1986年越共“六大”实行“革新开放”路线以来，越南打开国门，法国、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涌入越南，这才在河内的商场里出现法国巴黎香水和美国电器，出现越南、美国、法国三国国旗并列于柜台的场面。
在越南芒街，当我见到“友谊商场”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合影时，正要拍摄，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高举左臂，在照片前做了个“V”的手势。这帧照片有了小女孩的“自动”加入而变得非常生动。用胡志明主席的话来说，中国和越南是“同志加兄弟”。然而，在1979年中越之间却发生了那场本来不该发生的战争。好在不愉快的一幕已经过去，小女孩这“V”的手势清楚地表明，如今中国和越南依然是“同志加兄弟”。
在美国发生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纷纷逃离纽约之际，我却从上海飞往纽约进行采访。我除了写出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之外，也拍摄了许多照片，包括惨不忍睹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哀悼的人群等等。我忽然注意到街头的公用电话，把镜头推近，拍摄了上面的“9·11”——在美国每一部公用电话上，都印着报警电话号码“9·11”。恐怖分子正是选择了“9·11”，发动了“9·11”事件。我也拍摄了纽约洛克菲勒广场上迎风飘扬的几十面星条旗，拍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