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就没进来。”她笑了说：“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眼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我把她右手握住，攥紧，说：“你好。”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上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是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赔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有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对我没有心，那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在那么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醒悟过来了。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异质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多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三年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就这么入了局
在那个炎热的上午我走进了省卫生厅大院。我准备去厅办公室报到，然后把关系转到中医研究院去。
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轻人，埋头写着什么。我咳了一声，他抬头扫我一眼，又埋下头去。我只好开口说：“同志，同志，我来报到的。”他眼皮慢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