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上不乏后来居上、自学成才者，但稀里糊涂选择一个比较低的起点，往往让人一生饱受磨难。“敢为天下先”，只做最好的，给孩子的就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更美的前景。
我来人大附中以后，第一届学生2000年毕业，有一个女孩叫王菲菲，当年考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2000年的香港受英国的影响依然比较大。为了使香港更多地和大陆进行交流，获得一种新的元素，香港大学开始在国内招生。第一年，它给了北京大学8个招生指标。这些学生大学一年级在北大，之后，免费去香港大学念书，相当于交流。当时的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北京大学要高出许多；对于香港大学，大家都非常不了解。
王菲菲就来问我：“我们学校分了8个到香港大学上学的指标，随便报名，你说我报不报呀？”
我回答：“当然应该报了。”
“为什么？”
我告诉她：“虽然香港现在已经回归了，但整个社会背景，它的氛围、制度、文化和国内区别是相当大的。尤其在国际化步伐方面，我觉得香港迈得更快。就改革开放的程度来讲，更是比大陆高出一大地截。你已经18岁了，对国内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人文理念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这时候带着成年人的思维，再到香港，与那里的制度、文化进行对接，利用这个平台，你将会得到在北大得不到的东西。”
我谈了这些观点以后，王菲菲就报名了。当时北大学生都不认可香港大学，所以王菲菲面临的竞争也不激烈，很快通过了笔试、面试。
到香港大学读了半年，王菲菲回来跟我说：“老师，这个路我选对了。香港大学的学生水平虽然不高，但是那边比较人性化、科学化、前瞻化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整体开放的氛围，周边的社会文化、制度对校园的影响，在北大是感受不到的。到了香港大学，似乎是迈出了国门。”
到了大四，王菲菲又被香港大学交流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那里又读了一年。这个孩子，四年本科，三所学校，两个国家，而且是三种不同制度的文化，比一般北大的学生，经历丰富多了。
王菲菲在人大附中时，也不是一个出类拔萃、十分活泼的学生。在香港和国外上了几年大学以后，那种自信，那种阳光，那种视野的开阔和不凡的气质，明显和国内的孩子不一样。王菲菲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的是精算师专业，毕业以后，被美国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录用了，第一年年薪就是6万美金。所以，王菲菲特别感激我，因为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我的一些观念，给了她一种导向，帮她圆了一个梦。你们看，现在咱们的学生对香港的高校趋之若鹜，香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北大、清华都高，再想到香港大学有多难？所以，走在潮流之前，把握机会就相对容易一些。
有些人会说：我们的孩子没有读人大附中，更没有上北大，我们没有机会进入A…level班、香港大学啊！那么，我要问：当时人大附中那么多的学生，为什么只有这13名学生选择了A…level班？北大一年级的学生也有几千个，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孩子看好香港大学？
对孩子的前程，家长必须有先见之明，对国内国际教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利的选择。
相反，有些家长对此感觉比较迟钝，甚至冷漠，总觉得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孩子不能去做风险未知的实验。大家都不敢吃这第一只螃蟹，怕扎了嘴，卡了喉咙。有没有认真研究国内教育形势的转变，有没有对比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有没有想过，在别人已经走过的这条路上，自己的孩子还能走多远、多快？相当多的家长都没能做到。常规思维老轨道，听从命运的摆布，无知而无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
每一年，都有无数孩子出生、入园，开学、升学，高考、求职，只有那些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进行了前瞻性、智慧性选择的家长，才能够为孩子找到一条更好走、更合适的英才之路。
条条大路通北大
前些日子，我的一个老乡领着他已经上高二的儿子来找我，一见面就谈到了高考。
我说：“北京大学2008年高考一共录取了2675个考生，其中保送的有573个，自主招生的有658个，再加上体育特长、艺术特长等等，北京大学有50％以上的学生走了特殊的招生系列，完全凭考分录取的学生还不到50％，这是国家高考的一个新动向。北京大学是这样，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