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苦难接踵而至，开始饱尝饥饿、贫困、无助、被欺辱和歧视的滋味。
51年父亲被判刑劳改后，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全靠大哥每月寄回25元钱维持，大哥每月工资32元，除自己的生活费外，余下全寄回家，平均每人每月2元多，那也得生活！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57年底大哥被打成右派，后又送去劳改，61年病死成都宁夏街牢狱中，61年父亲也死了，全家无一点收入，三哥、大姐、大弟放弃学业，去泰河乡花竹条编竹筐；大姐去食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