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保证使之实现。”
白土要驼腰子金矿局长与谢文东联系，约定在半截河子会面。结果东宫、白土等人的热脸，连谢文东的凉屁股也没贴上。
土龙山暴动后，谢氏家族几十口子，除上队抗战的外，纷纷东逃西散。谢文东的母亲、儿媳、女儿、孙子，逃到勃利县利民屯，改名换姓隐居，被人告密被捕。谢文东闻讯，失声痛哭，部下亦为之垂泪。后来二儿子在三道通养病时，又被日军抓去杀害。
程斌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谢文东是包括老母亲的三代人被抓为人质，家破人亡。周保中曾说“谢文东坚决不投降”，那是确有依据的。
人质牌不好使，鬼子干脆把人放了，以期软化谢文东。同时把诱降重点转向8军的收编队，并连连得手。就在这时，赫团哗变又叛变的闹剧开场了。
打死饭冢大佐，鬼子疯狂报复，血洗12个村屯，杀戮百姓1100多人。对谢文东先是首恶必办，一味往死里逼，继而又极力诱降，把饭弄夹生了。赫奎武率团哗变，杀死的虽然不是大佐级鬼子，却使几个鬼子成了死鬼。可这次鬼子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忍了，鬼了，鬼得甚至矫枉过正了。不过他们也确实知道哪多哪少了——有时迂回，越远，越是捷径。
作为谢文东的亲信，1师师长秦秀权是1938年秋天投降的。在此前后，3师师长王自孚、4师师长尤连生、5师师长董宪章、6师师长赵庆珍，以及许多团长，陆续投降、叛变。他们当然不是光杆儿一人投敌的，余部大都溃散。
“集团部落”使8军陷于饥寒交迫。倘若鬼子仍是首恶必办，往死里逼，从谢文东到这些师长、团长，也只有死拼到底。可赫团出来回去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