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卷19，“论曰”。]
毫无疑问，秦高帝最后的成功和“天命”没有任何关系，匡恩宣称东秦\/秦高帝获得“天命”，一方面是为了得到秦高帝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匡恩这种认为王朝有所谓“天命”存在的错误观点，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史观，这样的错误史观其实在盛梁时期成书的《旧梁书》中和早于《旧梁书》而在当时的北方十三国之一的虢国统治下成书的《温书》中都有所体现：
呜呼，自太祖开建国朝，至于洛京陷乎胡狄，前后四君，岁有六纪，其兴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权贵，业不世积，逢文末天下骚乱，会四海逐鹿纷争，乃以圣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顺民乐推，奋剑起义。[（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3，“呜呼”二。]
呜呼，古人云：“天下寄望，虽谦而不宜辞。”（注曰：语出《同书》）信矣！夫当洛京倾覆之时，区夏陆沉之际，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积威，江表归以众望，海内期以重光，挽狂澜于即倒之任，扶大厦于将倾之责，舍中宗而谁寄！故建邺文武，甘心尊奉；吴楚士民，诚衷乐推，遂膺天命以称帝，顺人心而登宸，续国朝于建邺，保宗庙于江左。[（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4，“呜呼”二。]
评曰：耿松守县纯于刘氏，耿荣持诚节于梁朝，虽未谙天时之谁有，不识符历之将移，然考其志情，谅可谓忠烈焉！海内至今称忠，必推松、荣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业于危难之际，耿栴踵兄事乎祸扰之秋，并穷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阳邪？耿峤继累世之基，处环危之境，知梁运之已绝，明温德之将盛，遂迎王师而臣明武，可谓晓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积恩，谓宗族俟时而报憾；耿棕忆乃兄之旧言，因世德拔剑而成忠，论其意烈，非亏先祖；计其志纯，不逊往宗。至于耿励续数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职封，叛将才次，城门即开，乖世人之称，贻有识之耻，恨哉。[（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30《渔阳耿氏列传》。温王朝史臣还曾通过书写其统治者出生时的“异象”来宣扬其“天命正统”，参见张仕一：《“白光”与“玄凤”——温王朝的“异象”与德运》，《蓝文剑与洛阳城——温王朝政治史研究论文集》，第31-36页。]
评曰：大温之享祚，前后九主（注：……），始末八帝（注：……），凡百有三十年……然灵符已去，运数难回，卒以金入水者（注：虢谓温以金德生其水德），盖天命所归也。（注：此“评”乃虢臣妄言天命，不可信矣！）[（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10《顺帝本纪》。]
而成书于西秦初年的《前秦书》同样如此：
天佑皇秦，烈宗武昭帝仗剑而起，鸠合王师，扫荡勍胡，鞭挞凶虏，于是澄清半壁，救危皇朝。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关于杨聆对“天命论”的运用，笔者曾有所提及，参见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第76-77页。]
结合上述所引诸部史书的内容，似乎《续梁纪》对东秦“天命”的宣扬也属常见的行为，这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似乎并不算什么倒退，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续梁纪》成书前不算久而成书且能为匡恩所见的《盛梁纪》，却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盛梁纪》：
论曰：余闻昔人今士，或以昭宗统王师而讨寇，常逢大败，跨马奔遁者数，故谓之“常败天子”。然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竟十年之内，近旬之间……基中兴之业乎？或谓昭宗所以常败而卒立其大业者，以天命在梁，符运属木，故虽败而再兴，已折而复振，余不以为然。天命、符运者，术士卜客挟其诡道，鼓其迷说，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余素不为取信。如是，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立业邪……以是知昭宗所以常败而立业者，其以德也！[（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
面对当时盛行的“天命论”的观点，《盛梁纪》的作者魏斯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命、符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