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法、各项事迹记载在理学传记中的有很多。学佛哪能是社会的忧患呢？
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赵阅道之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梦颜之着书。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无不悉知悉见。虽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而有所不敢。从兹勉力为善，实心戒恶。虽最刚强难化，不可以理喻者。闻三世因果之道，必渐行戢敛，以致转暴恶为良善者，不知其几。
宋朝葛繁大夫，每天要做利益他人的事。赵阅道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夜晚必定烧香禀告天帝。袁了凡行善改变命运，周梦颜写下《安士全书》。没有不是急切的希望人们，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显明因果，展示罪福。使人们知道我们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没有不全部知道，全部看见的。即使想要欺骗别人，因为天地鬼神全部知道，全部看见，从而有所畏惧而不敢欺瞒。从此努力为善，以真实心戒恶。即使是最刚强难化的、不可以理喻的人，听到三世因果的道理，也必定渐渐的收敛，不敢放肆，以至于最终转暴恶为良善的，不知有多少！
窃谓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唯疾病患难，更为婴心。小儿甫能言，即教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即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祸消于未萌，福臻于不知。而关煞病苦等险难，可以无虑矣。
我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疼爱都是无微不至的。而当儿女有了疾病灾难，就尤其挂心。小孩子刚刚能说话以后，就教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即使过去世培的福少，承着这种称念佛号的善力，必定能够使灾祸在发生之前就被消灭，福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增加。而各种灾难病苦，也就不用担心了。
稍知人事，即教以忠恕仁慈，戒杀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俾习以成性。在儿时不敢残暴微细虫蚁，长而断不至作奸作恶，为父母祖先之辱。
稍微知道人事时，就教他学习忠、恕、仁、慈，戒杀放生，以及三世因果这些明显的事理。使他学习后而成为习惯。在小时候不敢残暴对待那些微细的虫蚁，长大后就不至于做出奸恶之事，而成为父母祖先的耻辱。
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遇兄言友，遇弟言恭，夫唱妇随，主义仆忠。虽统名为出世之法，实具足乎经世良谟。经世良谟，亦同儒教。但儒教只令人尽义，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尽义则可教上智，难化下愚。因果则上智下愚，无不受益。
佛法，遇到父亲给他讲慈爱，遇到儿子给他讲孝道，遇到兄长给他讲友爱，遇到弟弟给他讲恭敬，丈夫倡导，妻子相随，主人仁义，仆人忠心。虽然统称为出世之法，实际具足了治理国事的良谋。佛法所讲的治国良谋，和儒教所讲的相同。但是儒教只是教人克尽仁义，而佛教，每件事都讲到因果。克尽仁义，可以教导上根智慧的人，难以教化下根愚痴的人。讲因果，上根智慧下根愚痴这二种人，没有不受到利益的。
今之社会，专以智巧而为主体。故发而为事，则借为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实。使国势日危，人民日益困悴于争意气争权力中。若是结果，总以不知因果报应。使人人知因果，则自利利他，己立立人矣。何至如此其极乎。
现今的社会，专门以机谋巧诈作为主导思想。这种思想显发出来，就是借着“为人民创造共和幸福”的名义，而实际上干着自相残杀的勾当。从而使得国势日渐危险，人民在意气的斗乱和权力的争夺中，一天比一天困乏憔悴。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因果报应。假使人人知道因果，就会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自己成就，也使他人成就了。何至于到如此的极端的地步呢？
所谓小儿学佛者，学其前来所说数义而已。岂即令其参禅悟性，阅教观心等耶。王君未知佛法，所以过虑如是之甚。若即其言而推之，殆将毕世不敢言及佛法矣。答王君书，当并光所说之意而融会之，则更阔大矣。
所说的让小孩子学佛，就是指学习前面所说的几个义理 （忠恕仁慈、戒杀放生、三世因果等） 而已。哪里是要先教他们参禅开悟，阅读教典，观照自心呢？王居士不了解佛法，所以才会顾虑得这样多。如果按照他的话来推求，就将一辈子也不敢谈到佛法了。你给王居士回信时，应当结合我所说的意思来融会，那么就更加宽阔博大了。
法名如数写来。窃谓小儿取一名，恰当即已，何必定取三名。孔子之名，原是乳名。岂乳名便只可儿时用乎。法名亦后世所立。佛诸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