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之上，笑道：“如此茵褥，岂不胜秃板凳！”陈逵与浔阳秀才便也坐下在草地上。
陶母出身仕宦人家，知当时名士风流作派，便不坚请上桌，只让陶侃跪着奉上酒食。三人目视陶侃，见他不卑不亢，言语得体，心中又是默默赞许。
此时拴着的三头牲口却开始叫唤，虽当暮春，但毕竟是贵客的坐骑，当然不能由陶侃牵着去放牧。然家中并无刍豆，陶母不禁大急，转头看向屋中南窗下，正有纳凉之土炕床榻，上有草席两卷。陶母便命陶侃将出，用铡刀铡碎了，放入家中喂猪用的食槽，以那两卷草席，喂饱了贵客的一马一驴一骡子。因草席上浸透人的汗液，三头牲口吃得很香，马儿甚至打起了响鼻，惹得三位秀孝大笑，母子自亦陪笑。陶母知草席有汗，不待牲口食尽，便命陶侃打来湖水饮马及驴骡。
陈逵到了合肥，便立刻拜见庐江太守，道贵郡浔阳陶侃如何人才出众，贵郡当出一三公云云。陈逵在江扬二州有名士之目，太守亦知晓其人，且陈已受京师公府征辟，前途不可限量，对其所言，自然不敢怠慢，当即敲定，明年举荐陶侃为扬州孝廉。
翌年，庐江郡果然向州里举荐陶侃为孝廉，太守与浔阳令联名举荐。刺史府命吏复核，吏归报曰：“庐江浔阳陶侃，自幼丧父，奉母至孝，可堪孝廉之举。”于是扬州刺史察举陶侃为孝廉，庐江郡随即以浔阳左近彭泽县吏员有缺，授陶侃官为彭泽主簿。
陶侃奉公守法，廉洁不贪，在彭泽主簿任上，自耕官田以充俸禄。彭泽民见之亲切，称之为自耕官，皆道：“自古惟有自耕农，如今乃见自耕官！若使主簿为县令，彭泽四民乐陶陶！”扬州刺史府下郡县采风谣者闻之，立录写上呈刺史。刺史看罢大喜，直道庐江郡与浔阳县所荐得人，立擢陶侃为彭泽令。
陶侃在主簿任上不过年半，便升为县令，庐江一郡之中，个个啧啧称奇。陶侃不骄不躁，仍耕官田以自给自足，公余不失贫农本色，下河捞些鱼虾以改善伙食。在彭泽令上三年，秋后大比，政绩为全郡第一。太守离任，上书刺史，举陶侃代为太守。刺史府命陶侃即刻往代。
陶侃将赴合肥，离家渐远，又不暇归家别母，便将在彭泽令任上最后一年积攒的干鱼虾一包，托府吏送至家中予母。陶母见干鱼虾大悲，掷之于地道：“古人不与民争利，乃至拔园葵，毁机杼，今吾儿下河捞取鱼虾，乃与民争利！此物虽非贪墨，府吏乃县府之吏、朝廷之吏，奈何差遣为私事！此物断不可收受！”
陶侃已赴合肥，自彭泽县府吏去信中闻讯，不禁叹息，“世人皆以陶士行廉，吾母方为真廉！”
翌年朝廷任命下达，陶侃遂为庐江太守。至王导为扬州刺史，陶侃已在庐江太守任上十年有几。
是年，石冰攻陷合肥，庐江郡城失守，全郡大部丧于贼手。陶侃率郡兵护送百姓，辗转渡江，归至浔阳家乡，才立住脚跟。扬州刺史府以合肥沦陷，陶侃虽力抗贼而不敌，遂率郡兵护百姓渡江至浔阳，使庐江失土不失民，有刘先主之风，通令全州嘉奖。
王敦正以江荆二州都督带江州刺史驻扎豫章，闻陶侃自合肥败退至浔阳而不失民，觉得其人当地土着，出身溪人而有政绩，得庐江郡民爱戴，乃是可用之才，于是上书元帝，请分庐江郡浔阳、柴桑、彭泽三县与豫章郡鄱阳等县，另立浔阳郡，即以扼长江入彭蠡泽之柴桑口所在柴桑县为郡治，以安庐江南渡遗民，以陶侃为太守。元帝上书朝廷，朝廷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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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江州北境人心安定，民众不惧石冰渡江，王敦大喜，乃复上书，请以陶侃兼任江夏太守，以绥靖荆州东境。朝廷许之。陶侃遂率以故庐江郡兵与庐江郡江北遗民为主体的部曲，上船开赴夏口，任江夏、浔阳二郡太守，抵抗石冰西侵与张昌南下。
此时扬、江、荆三州皆传陶侃美名，以为刘先主在世，古名将不若。荆州刺史、镇南将军刘弘，闻陶侃移镇夏口，大喜过望，以亲笔信感谢江荆二州都督王敦。
自陶侃移镇夏口，石冰不复西侵，转而向东，却阻于大江，终于受困而亡。张昌本已率军登舟，将顺汉水直下江夏，闻陶侃在夏口，怅然若失，道：“石冰残贼无畏，尚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却何人，敢捋陶江夏虎须？”于是不敢南下，转而向东，却与石冰争起了江淮间地盘。陶侃率军顺江而下，追击张昌，大败张昌军于皖山。张昌仅以身免，率数骑胁丘沈逃入皖山，不日双双遭擒，丘沈、张昌之乱平。
王敦、刘弘双双大喜，刘弘苦于杜弢及雍州流民帅
